從事生命和人文學科的純基礎研究，在此刻（1969年）也差不多有38個年頭了。這份純基礎研究和早期哲學家的成果屬於相同類型──試圖確立生命乃獨立於物質而存在，並確立生命和物質世界與物質形式的關係（後者也屬於基礎科學與先進科學的範疇）。不同的是，我應用了所學的科學方法，來做成這份研究。

事實上，人文學科幾乎是個未知的科目，這門科學缺乏專門術語，使人無法清楚地命名它。我說人文學科屬於未知，因為它明顯跟不上生物學和自然科學的步伐，甚至還受到自然科學的威脅。舉例來說，我們發現自然科學家現在反對的，都是關於草率應用自然科學，而對生命造成的侵害，濫用和虐待（貝里克曼娜所寫的科學和生存）。

人得先從科學的角度去瞭解一件事物，這樣才能夠予以保護。截至目前為止，DNA生物學理論仍無法同時解釋生命及物質，也還沒有人能夠從物質中培育出生命。

沒有足以涵蓋這個研究本身的名稱，當然就不可能開出相關的課程。已知的學術領域無法解答這個東西，因為他們不但不知道它的身分，甚至也不知道它有什麼特徵。

念大學時，我上了所有數學和物理學課程。然而，卻因為缺乏可進一步研究的學術主題而大受阻礙。我還記得，當我發現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課程，無法滿足我的研究志向時，這讓我對於這個計畫的想法更加篤定。我在這兩門學科所遇到的教授或學生當中，沒有人像我一樣修過現代數學或物理學，也沒有人像我一樣懂得運用我所學的科學研究方法，而且他們都認同我在他們的邏輯（數學）中所發現的錯誤。自然科學家非常井然有序，他絕不會認可在人文學科中的那些混亂。

因此，我開啟了一場遠征探險，著手研究生命。原始文化似乎是個不錯的起點。

這年頭，從來沒有人在從事研究時，會碰上如此大量的矛盾資料和事物，卻只得到這麼少的結果

眼見自然科學在過去這個世紀突飛猛進，並且還繼續加速前進，它們顯然會大大超越當今的人文學科，甚至擊垮它們。事實證明如此。

由於戰前少有研究補助或研究基金，要在這個時期做研究，只好自己籌措經費。我主要是靠著寫作和電影來賺錢，做得很不錯，至少可以資助我其他方面的活動。

基於研究上的突破，我在1930年代晚期寫了一本書，只不過那本書從未出版。

最後，我回頭檢視了人文學科的鏡子迷宮和十里迷霧，決定運用細胞學做研究。當時，已經精神緊繃又過度勞累，卻還得在轉瞬即逝的時刻進行研究。我找到有關細胞記憶與保留模式的提示，提出分子記憶的理論，隨後又拋棄了它。因為這個理論並不可行，儘管現在仍然四處可見。有關分子的記憶儲存

關於這本書和論文的傳言，導致蘇俄對我特別關注，並且透過蘇美貿易公司（Amtorg）表達贊助研究之意。很不幸地，他們的條件是希望我前往蘇俄（這在當時還很流行），設計能夠測量當地勞工工作潛能的系統，所以我只好回絕。幸好是回絕了，因為那時已經是1939年了。

意識型態的考量、對人更好的控制或是讓人對你奉承討好，這並不在我的研究計畫裡。